在上一轮的发展阶段中，在土地分配和利用上以保城市发展为主，乡村的发展权利受限。所以在下一轮中，促进乡村振兴一定要给乡村用地的权利

文 | 《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 | 王延春

“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也不能以各种名义强制农民退出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近日，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发表的一段有关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讲话冲上了网络热搜，引起网民广泛议论。土地，乃国之命脉，民之根本，因而，涉及到土地问题的话题总会引起较高的关注度，也十分敏感和复杂。记者了解到，土地改革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多个代表委员带来了诸多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议案、提案。

土地制度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性安排。在过去几十年中，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变革曾作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变革的发动机。但是，中国在利用土地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形成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造成国民经济运行、财富增长与分配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与土地供给同向而行。2001年－2019年间，全国实际GDP年均增长8.9％，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从2001年的16.37万公顷增长至2019年的62.4万公顷，年均增长8.9%，GDP增速与土地供应高度相关。

在过去十几年中，随着房地产的火爆，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甚至比税收占的比重更高。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最主要的50个城市卖地收入高达4.16万亿元，是税收收入的120%，一共有12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了100%，有些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土地依赖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告诉《财经》记者，在过去数十年中，这些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同时，这些卖地收入支撑了中国几百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但是随着城市化速度下降以及“以地谋发展”模式潜在的诸多问题不断累积，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将不再继续，新一轮的土地管理制度应契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