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要规范宅基地管理，对整个村庄的规模加以控制，不能让其无限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意愿，用行政性的办法来一次性、大规模地快速解决乡村的居住问题，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进行拆村并村，将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村民合并到一个几万人的社区。这样的做法直接破坏了农民居住的权利，也将农民原来与乡村在一起的基本的权利剥夺掉了。此外，乡村本身就有它的制度文化，采用这种做法把这些东西全给断根了，那可不就“鸡飞狗跳”了嘛。

给乡村产业用地的权利，让乡村“活”起来

《财经》：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三农”工作重心将从脱贫攻坚转移到乡村振兴。2月21日，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聚焦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此后，我国首设国家乡村振兴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足见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您在前面提到，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阻碍乡村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给乡村用地的权利。“十四五”时期，土地的利用和分配上如何考虑乡村发展的利益？

刘守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制度供给，消除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制度制约。我前面讲到，在上一轮的发展阶段中，在土地分配和利用上以保城市发展为主，乡村的发展权利受限。所以在下一轮中，促进乡村的发展一定要给乡村用地的权利。

我刚才讲到，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方面就是，完善农地权利体系，促进农业转型。前面我已经具体讲了农村土地改革通过产权明晰化和市场化改革等，让部分农民安心离开土地经营，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新的经营者，促进土地规模扩大，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第二就是通过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村庄转型，如果宅基地不可交易，乡村就“活”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