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经营权进行清晰界定。我认为经营权的权利变成跟田面权同等的权利内涵，可以使用、抵押、转让，投资也可以获得回报。只有经营权得到保障，经营权的性质有清楚的界定，新的经营者才敢进来，才敢于进行投资等行为。此外，目前经营权如何定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之，农村土地改革最基本的就是让土地权利变成可分割的权利，让农民安心地在基本的土地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做强做大经营权利。

宅基地制度不改，村庄变化无解

《财经》：在农村的几项土地安排中，宅基地制度被认为是目前最滞后的一项制度安排。为何宅基地改革进度相对慢？

刘守英：宅基地占了农村土地很大一部分，但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农村的宅基地制度是最为独特、最为敏感，也是最难以决断的一项。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宅基地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它所承载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使得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成为顶层设计、法律修改、政策制定与学术讨论的最为谨慎的领域。

事实上，宅基地制度改革很早就被提出来了，但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原因是什么？政治上的考虑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宅基地承载着稳定社会、稳定农民的特殊功能，被认为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担心如果改革做的不好，农民就没有立锥之地。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宅基地作为农民“最后退路”的功能更是一览无遗。

在现行的宅基地制度下，一方面，农民对宅基地享有依成员资格无偿取得的分配权、占有权和房屋所有权，只要是集体成员，当要成家立户时，都可以分得一块宅基地。另一方面，整个乡村的宅基地不可交易，农民没有收益权、出租权、抵押权和转让权。

在这种情况下，被集体制度强化了的农民对宅基地的占有观念，使农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他们手中的宅基地，因为一旦放弃，其基本权利就失去了。既然无法通过交易获得宅基地财产权益，农户的理性选择当然是占着甚至多占，哪怕宅基地的使用价值降低了。如此就导致，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定居，农村居住人口持续减少，但是农村宅基地的面积却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地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