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财政收支失衡后，将消费税率调整作为了重要的政策工具。

加税对经济会产生抑制，因而日本在消费税率上调的同时都采取了一些缓解冲击的措施。89年开始征税消费税的同时，降低了所得税税率，并且扩大了对个人的所得税扣除和减免。97年提高消费税率前也实施过税收减免。而14年日本再度上调消费税率，不仅增加了对低收入者的补贴，还提出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措施，以刺激国内投资和鼓励增加员工薪资。

税率调整时机的把握也非常关键。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加税对经济的影响容易被消化，日本政府97年加税后叠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日本经济压力加大甚至衰退。而14年上调消费税之后，也同样出现了居民消费和投资的下滑，但由于外部经济环境优于97年，全球经济也在回升，最终日本经济还是缓慢复苏了。并且安倍政府依据经济情况两度推迟消费税的下一轮上调，也防范了多次加税对经济造成的叠加冲击。

这反过来也说明，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更应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鼓励投资和消费，否则不合适的税负水平会对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将日本和美国的经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美国80年代、01年以及18年的减税措施，都对居民消费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提振，从而带来了经济的回升。而日本即便是在经济短期景气时上调消费税，也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2.扩大公共投资，效果却在减弱

日本财政失衡从支出来看，主要原因一是老龄化加重产生不断攀升的养老社保支出，二是为刺激经济多次实施了扩大公共投资的计划。

日本经验表明，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确在短期拉动了经济，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持续依赖的万能灵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工业化和高速增长时期，公共投资保持15%以上的名义增速，经济也呈现较快增长。这一时期公共投资不仅直接创造了GDP，也为工业生产带来正的外部性。但到了90年代之后，日本继续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GDP增速可以在短期减缓下行趋势，但却难见到根本性的起色。

这固然有金融系统出清和改革滞后、人口老龄化加重等方面的原因，但基建为主的公共投资拉动经济的效果也在减弱。一方面，由于长期偏重公共投资，基建的一些领域可能已经出现过剩，并且泡沫破灭之后居民和企业对前景预期低迷，扩大基建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正向带动也有所减弱，因而投资的整体效用在降低。另一方面，过度的公共投资增加了对劳动力和资金的需求，又甚至间接推升民间投资成本，反而产生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