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关于内需的定位，应从“温饱型”需求转变到“品质型”需求，以生活品质提升为扩大内需的基准。内需体系，归根结底，是人们生活的需求体系。这在过去，主要是温饱型的需求，有吃有穿有住；而在当前及今后，随着我国人均GDP不断提高，2020年已超过一万美元，基于生活品质的需求越来越大，要吃好、穿好、住好，还要环境好。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需求不仅品质上在提高，范围上也在扩大，要求好山好水好空气，以及对各种社会基础设施、城乡公共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完整的内需体系既包括花自己钱形成的个人消费，还包括花政府钱形成的公共消费。当然，这也离不开各种投资。随着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的需求不断扩大，公共消费变得愈加重要，其份额也要相应扩增。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并形成合力。

二是扩大内需，不光要有钱有收入，还要有合意的好东西。从经济学来看，荷包里有钱，持币待购，不构成现实需求，只是潜在需求。所以，培育内需，仅仅让人们的腰包鼓起来是远远不够的。如菜刀、奶粉、马桶盖等日常生活用品，不少人都倾向于买洋货，更不用说高档商品。这不是内需的扩大，而是内需的流失。要让潜在需求释放出来，变为现实的内需，供给至关重要。只有生产出合意的东西来，消费意愿变成了行为，内需才算是真正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需求是供给创造的。要做大做强内需，供给的灵活响应是关键。

三是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从供需两侧发力，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都要硬。

首先，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是一项基础性的改革。土地、资金、电力、油气、运输、技术、知识产权、劳动力和数据等新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程度不够，是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效率下降、供给质量不高的直接原因，应作为当前经济改革的中心，重点推进。

其次，加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人扩大到“十四五”末期的8亿人，必须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有先天的制度因素，如农民，与制度性的待遇不平等有直接关系。例如，现有的近3亿农民工，难以享受同城待遇。在现有社会体制下，低收入群体存在固化的危险。要像脱贫攻坚一样，打一场以同城待遇平等化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攻坚战。农民的市民化，不只是一个户籍问题，还涉及到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应尽快形成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第三，重塑我国内需体系的空间形态。随着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日渐演变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需体系的空间形态也随之表现为以城市为主导。当前内需乏力，固然有疫情和经济的影响，但从战略上看，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有直接关系。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未超过50%，也就是说，真正的市民不到全国人口一半。人口的城市化没有得到同步发展，直接影响了内需同步扩大。扩大内需战略要走城市化之路，形成新的内需空间形态。为此，需要城市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协同推进，加快人口的市民化。